《李、杨获得诺奖前后》讲座圆满成功

        每年十月,诺贝尔奖揭晓是各国民众和媒体的一大关注焦点。获奖的学者一夜成名,其祖国也往往是一片欢腾。然而奇怪的是,李政道、杨振宁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时,国内新闻界的反应却极为冷淡,中国驻瑞典大使更是缺席了颁奖典礼。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李、杨二人的获奖在其祖国受到了冷处理呢?2019年10月19日,半杯清茶社假马里兰州波托马克社区中心,特邀华新民博士做专题演讲,解开了这一历史谜团,澄清了不少历史事实。

        华新民博士首先指出,诺贝尔奖官网的记录确认,李、杨二人在获奖之时,国籍清楚地标明为China(中国)。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认为,尽管李、杨二人当时所持有的是中华民国护照,但遵照一个中国的原则,他们二人当然是中国公民。因此,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并非中国公民第一次获奖。

        1957年10月31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公布次日,人民日报仅在第五版作为次要国际新闻报道了这一消息:“我留美两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金”,尽管以冷淡的文字报导这一消息,但仍然强调李政道、杨振宁和吴健雄为“我国科学家”。六十多年来,国内官方始终未提李、杨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事实。然而2015年屠呦呦获奖次日,国务院总理即发出贺信,《人民日报》更是详细介绍了获奖成果和经过,欣喜之情跃然纸上。同是中国科学家获奖,官媒的报道规格和待遇为何有冰炭之别?

                                                       《人民日报》关于颁奖典礼的报道

        接下来,华先生根据大量的史料来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其一,以不冷不热的处理来对付台港方面高调的宣传。1957年2月17日,供中共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刊载了题为“美、蒋大力宣传我留美科学家在原子核物理方面新发现”的一篇报道。文中指出“虽然这是物理学中的一件重大事件,但美国和香港各报却反常地、大张旗鼓地予以宣传。据我们初步估计,这是有政治目的的。”2月23日,《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刊登了正面的报道。这是中国民众第一次知道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的名字和他们的科学成就。稍后3月2日,《参考消息》以“蒋帮极力拉拢我留美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等”为题报道这一消息。大陆媒体的公开报道还不失客观平实。此时,围绕这一重大科研成果,海峡两岸当局将其政治化的倾向还没有公开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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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1957年内政治大环境的改变。1957年10月31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宣布之时,大陆的政治气候已非年初可比。华新民博士引用著名历史学者沈志华的评判做了背景介绍:“1956年春光洒满大地,1957年阴霾笼罩天空。”对于李、杨的获奖,中国的政府保持沉默,只是以民间组织物理学会的名义向李、杨二人致贺。另一方面,中国的媒体更突出宣传了不久前苏联发射的两颗人造卫星,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台湾方面则反其道而行之,将李、杨的科学理论说成是“打击共产主义的精神武器”。华新民博士调侃道,用科学技术的成就来论证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在这方面,台湾海峡两岸的舆论具有高度的镜像对称性。

        其三,游说杨振宁回国的失败。1957年7、8月间,杨振宁与父亲杨武之(时任复旦大学教授)在瑞士日内瓦见面,杨振宁对使馆人员表示回国是早晚的事,但因研究工作尚需继续进行,美国的条件和设备较国内为好,故暂时不拟回国。此时国内正处于反右斗争的高潮阶段,杨振宁对陪同其父亲的人表示“对于思想改造很反感”,并对中国的政治稳定表示担忧,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安静的地方”生活。争取杨振宁归国没有成功,可能给中国的领导人留下“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跟共产党离心离德”的印象。

        其四,李、杨的“社会关系复杂”。杨振宁的岳父杜聿明是在押的国民党战犯,李、杨的导师吴大猷去了台湾,李政道的最敬重的导师束星北成了极右派,带领李政道赴美的曾昭抡是科技界头号右派,华罗庚在报刊上多次公开检讨……。对李、杨得奖热烈宣传可能不利于对这些人的声讨。

        以上种种因素导致了对李、杨为中国人争光的事件的冷处理。

        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地瑞典,是较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因此颁奖典礼按惯例邀请了中国大使韩念龙,为他设立了专座。李、杨曾向瑞典提出邀请奉中国政府之命去瑞典迎接他们的科学家张文裕出席授奖典礼,李政道更亲自将请柬送到张下榻的旅馆。

        12月10日下午四时举行授奖典礼,大使韩念龙及张文裕本已换好衣服准备出席。但当得悉有一台湾中央社记者将出席典礼后,韩、张当即决定不前往,因而出现了中国大使缺席典礼这一令人遗憾的插曲。

        华新民博士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了一个宣示自己是这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祖国的历史机遇。韩念龙大使和张文裕缺席典礼也让李、杨非常失望,使得他们在这个国际瞩目的场合成为没有祖国代表前来庆贺的“海外孤儿”。这一事件也给李、杨的心理蒙上了阴影,疏远了他们对这个政权的感情。李、杨在1962年和1964年先后作出加入美国籍的决定,或许同这一事件的影响有关。

        史料显示,中国大使的缺席并非中国政府的决策。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的齐燕铭在看到这一事件的报告后批示:“大使馆此次拒绝参加授奖典礼是失算的。”

        华新民博士根据史料,进一步分析了李、杨当年不归国的深层原因,指出他们在思想上同中国当时的意识形态是格格不入的。1951年送芝加哥大学的校友巫宁坤归国时,李政道告诉好友,自己不回国是因为“不愿让人洗脑子”。而杨振宁在受奖后的晚宴上,发言表示自己因受惠于庚子赔款而到美国留学,愿意将自己奉献给渊源于西方的科学事业。

        半杯清茶社本次讲座吸引了约50位听众参与。华新民先生与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历史学教授王作跃合作,以科学家的严谨,对讲座的内容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做到了“句句有来历”,受到听众的一致好评。对于听众提出的问题,华新民先生一一作了回答。他还回答了有关李政道先生发起组织的CUSPEA(中美联合物理学研究生留学考试及申请)的问题。

(文 大勺,图: 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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